武周，天命三年，七月。

区区三五年光景里，神都洛阳的情势已然是天翻地覆，迥然不可想象；自天授元年，女皇乘天命而登临大宝以来，朝中勋贵兴衰枯荣几度更易，而今俨然是又换了人间——鼎革后李氏衰落武氏兴起，酷吏佞臣们借着罗织构陷青云直上，一时显赫莫可比拟；但数年前宫中风向突转，皇帝一改往日崇信神佛汲汲于祥瑞谶纬的作派，接连下旨肃清纲常厘定风气，态度之森严峻肃，前所未有。

而武家诸位纨绔废物，乃至攀援而上险恶无行的酷吏，便是在这一场风波中登高跌重，下狱问罪者不知凡几。

纵使贵为勋亲的女皇堂侄，魏王武承嗣，亦被囚于宫中，从此不知所踪。

如此铁面无情，内不避亲，纵使宰相重臣亦愕然不解，乃至暗自生出惧意——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敢于往自己的心腹手足动刀子的君主，没有一个是好应付的。

这些猜测丝毫不错。

在以狂风暴雨横扫了一遍自家的废物亲戚之后，皇帝迅速便挟此涤荡乾坤的积威，施展雷霆手段整顿吏治，借重刑清洗朝廷自上而下一切萎靡不正的风气。

所谓正人先正己，立身而言行，先前皇帝默许纵容子弟贪墨，因此立身不正难行严法，朝野风气亦为之颓丧；而今下手先砍自己一刀，凌厉威严立刻便是勃然发作，压得公卿百寮动弹不得，再也无力阻止这狂风扫地的清洗。

而如此的清洗自然是别有用意。

整肃官场不久的天命元年，皇帝立刻便下发数道诏令，以决绝的姿态宣示要“与民更始”

、“再立新政”

，不但接连派遣御史官吏检视各方水利与田地牧场，更颁布所谓《关中钦定耕作纲要》，纲要中条分缕析，叙述详密，不但——规划了关中水文地理的流布兴革，更借地利而筹谋规划，厘定了数百上千条水脉沟渠的走向与脉络，以此修订水文调理沟渠挖通地脉，上上下下统合全局，足可以为关陇数千里之地提供源源不断的灌溉水流，彻底解决自隋末以来关中用水彼此割裂冲突、浪费极为严重的窘境。

所谓“水旱由人”

，大抵不过如是。

自古农耕靠天吃饭，最大的困扰便是水灾与旱灾，真要有这么一份统筹全局的水域图纸，那功德可谓无量。

不过关中数千里耕地辽阔几无边际，真不知女皇是从何处得来这份指点水脉如掌上观文的秘宝。

但秘宝并非关键，关键的却是皇帝的决心。

关中人口富庶百业云集，人地冲突的矛盾颇为严重，

算是天下第一繁、难、艰、

困的重任，非得大毅力不可料理。

即使刻薄强横如隋文帝，亦只能浅尝则止，草草了事，又何况其余?可天命元年下发耕作与度田的诏令以后，女皇却真正是寸步不退，坚定不移，竟尔一步一步咬牙推进战线，反复拉锯折磨，将此百余年的繁难重任渐渐落到了实处——而期间百般矛盾谋划，千种繁难苦恼，则琐屑繁杂得不可胜计。

种种详尽的政务不必细说，在此仅以一斑而窥全豹：自垂拱元年女皇以圣母的身份摄政以来，朝廷垂衣裳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海内无事，政务清闲俭省，君臣议论不过三日一次，两三个时辰而已；而天命元年革新伊始，不但宰相日日于凤歌鸾台挑灯当值，君臣议政频率更是迅疾增加，终于到了一日两议每议半日的地步——某种意义上，也算是开天下风气之先，提前享受了超出于九九六的福报。

这种种蹈厉奋发的举止委实大大出乎意料，数载之间激浊扬清力行新政，简直有当年太宗皇帝贞观施政的遗风；因此市井议论，其实不无揣测之语——昔日太宗皇帝于玄武门“诛管、蔡之乱”

，以不可言说的手腕谋取大位，而后数十年励精图治夙兴夜寐，未尝没有“逆取而顺守”

的意思；而今皇帝以圣母临朝，难道也有效法先贤，借治世以洗刷声名的用意么?

这猜测牵扯到唐周两朝最为敏感深刻的逆鳞，真正是碰也不能碰的话题。

因此，虽然升斗小民议论纷纷，舆论甚嚣尘上；宰执重臣们谨守法度，并不敢随意开口议论——自然，九九六福报无休无止，原本也不会留给各位公卿多少妄议君心的闲暇。